“明刑弼教”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大禹谟》：“明于五刑，以弼五教”之语。宋以前论及“明刑弼教”多将其附于“德主刑辅”之后，其着眼点是“大德小刑”和“先教后刑”。
宋代以后，在处理德刑关系上有突破。朱熹有意提高了礼刑关系中刑的地位，认为礼法二者对治国同等重要。刑与德的关系不再是“德主刑辅”中的“从属”“主次”关系，德对刑不再有制约作用，而只是刑罚的目的，刑罚也不必拘泥于“先教后刑”的框框，而可以“先刑后教”行事。
这一变通意味着中国封建法制指导原则沿着德主刑辅——礼法结合——明刑弼教的发展轨道，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德主刑辅本意是注重道德教化限制严苛 ，往往同轻刑主张相联系。而经朱熹阐发，朱元璋身体力行的“明刑弼教”思想，则完全是借“弼教”之口实，为推行重典治国政策提供思想理论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