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股票非系统性波动中的共同因子：量化资产定价的启示

通常认为，投资组合(单一或者多样化)的预期收益只由其系统性风险决定，非系统性风险是可以被分散的，因而市场不会因为承担非系统性风险而给投资者任何报酬。但是本文从1926年-2010年的2万多只股票的波动中发现，非系统性波动存在一定协同性，而这种协同性会决定资产定价。那些具有较小的共有非系统性波动(CIV, common idiosyncratic volatility)的股票比高CIV的股票的年收益率高出5.4%，即和CIV对应的beta值是负数。同时，这种非系统性协同性波动不仅存在于股票的收益率，而且还存在于企业现金流波动和家庭收入波动之中。

可见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研究其他资产价格波动也具有重要启示。

论文原文：

Herskovic, B., Kelly, B., Lustig, H., & Van Nieuwerburgh, S. (2015). The common factor in idiosyncratic volatility: Quantitative asset pricing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 预期违约成本

违约成本会影响到违约率、公司融资决策、资本结构等。本文认为，已有的研究选择违约公司作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造成了选择性偏差，因而低估了公司的平均违约成本。不同的是，作者选取了美国2025个上市公司(包括违约公司和非违约公司)作为样本，用动态资本结构模型得出：如果公司违约，其市场价值将下降45%，成本显著大于已有研究结果(平均下降20%左右)。同时，运用此模型，以违约公司作为样本，得出公司的平均违约成本为公司价值的25%，和已有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论文原文：

Glover, B. (2015). The expected cost of default.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3. 投资和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直观上认为，企业投资和资本成本呈现负相关关系。投资的q-理论也证明了这一负相关关系，但是鲜有论文解释资本成本是如何影响投资的。本文运用了1955年至2011年美国公司数据，研究了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是如何影响公司投资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是由股权成本和债务成本构成的。研究结果表明，债务成本和公司投资呈现负相关关系。但是，股权成本对公司投资影响更为复杂，和股权成本的计量方法有关。若采用隐性资本成本(ICC)模型计算股权成本，得出结论和上述一致;若采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计算股权成本，却得出相反的结论：股权成本正向影响投资，此影响抵消了债务成本的负向作用，最终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和投资呈现正相关关系

论文原文：

Frank, M. Z., & Shen, T. (2015). Investment and the weighted average cost of capital.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4.《美国破产法》第十一章“重组”涉及的所有权和债权交易

由于数据的有限性，破产清算时的所有权和重组时的协商权利通常被认为是静态的。本文的研究弥补了这一空白，通过对美国从1998年7月至2009年3月期间的136个大型公司破产案例的分析，作者对破产过程中涉及的所有权变更有了新发现。研究结果表明，债权集中度(前十名最大债权人所占有的总份额)和公司的破产结果有着密切联系。若债权集中度高，公司很可能有预先破产方案，方案通过也更为顺利快捷;而且，若在具体某一项债权中集中高，那么这项债务也有更高的回收率。同时，破产过程中的债权交易会导致债权集中度提升，但是此时债权集中度的高低并不会影响破产结果。

论文原文：

Ivashina, V., Iverson, B., & Smith, D. C. (2015). The ownership and trading of debt claims in Chapter 11 restructuring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5. 最优内部债务薪酬与公司股权债务价值

通常认为，内部债务同股权激励一样是有效的CEO薪酬激励方式。内部债务是公司为其内部人员支付薪酬的未来固有义务，包括养老金和递延薪酬。为了研究公司最优内部债务薪酬政策，本文定义了CEO相对债务股权比，即CEO的养老金报酬加递延薪酬和股权报酬之比，除以公司总体内部债务和股权之比。研究发现，此比例和最优合同理论中的各个变量密切相关，并用2006年至2009年美国公司数据实证估算得出CEO相对债务股权比的最优值。当公司调整此比例，不管是升高还是降低，更接近最优值时，公司的股权价值会增加。债务价值随着此比例单向变动，随着CEO相对债务股权比升高而增加，但并不随之下降而减少。

论文原文：

Campbell, T. C., Galpin, N., & Johnson, S. A. (2015). Optimal inside debt compensation and the value of equity and debt.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6. 波动率风险溢价的横截面差异

现有研究表明，方差互换和市场波动性风险溢价息息相关，但是鲜有文章实证分析市场层面波动性风险溢价的信息含量。本文根据两组含有20只具有代表性投资组合的数据集，分析了影响平均波动率风险溢价截面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实证结果表明，市场风险溢价的波动，尤其是违约溢价的波动是决定波动性风险溢价横截面变化的关键因素。风险溢价的横截面变化反映出投资组合样本的基本面，包括信贷情况和财务压力，促使方差互换的市场定价非常分散。

论文原文：

González-Urteaga, A., & Rubio, G. (2015). The cross-sectional variation of volatility risk premia.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7. 分析师能在长期中选对股票吗?

证券分析师定期公布的每股盈余预测报告，以及对之前预测的修正，包含了有关股票价格及其预期收益变动的信息。已有研究发现，在盈余预测修正发布的当期，股票价格往往产生与修正方向相同的变动，此现象被称为修正后收益率漂移(PRD, post-revision return drift)。但是本文在用2003年-2010年间数据实证得出，PRD现象并不显著存在。此研究结果重新审视了在股票市场中分析师的信息中介作用。在如今的高频算法盛行的低交易成本时代，分析师并不能在长期中给投资者有效信息，这与现有的研究结果即分析师不能在短期中提供投资者有效信息相补充。

论文原文：

Altınkılıç, O., Hansen, R. S., & Ye, L. (2015). Can analysts pick stocks for the long-run?.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