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ck W. Hou指出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其中之一就是巨大的收入不平等。在经济增速逐渐下滑的情况下，收入不平等的问题会日益凸显，如果同时社会流动存在障碍，可能造成社会不安。

已有文献已经论证中国的跨代收入流动很低，理解这背后的因果机制对于政策制定来说更为关键，揭示父亲收入与人力资本两个机制的相对重要性有助于理解阶层流动背后的人力不平等。

从实证上检验这两个机制是很困难的，因为存在基因因素以及许多不可观测的变量，有的研究尝试对跨代收入弹性(IIE)进行分解，但这并没有解决问题。依照Lefgren (2012) 的方法，Jack W. Hou 建立了计量模型，以识别父亲收入和人力资本的影响。

使用中国家庭情况调查数据(CFPS)，Jack W. Hou研究了671对父子，使用父亲的受教育年限、教育水平、社会状态、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作为父亲持久收入的工具变量。这四个工具变量估计的IIE为0.33-0.37，无法拒绝过度识别假设(P=0.955)，使用已有论文的K值对估计的 系数进行修正，得到 系数修正值为0.57-0.62。

Jack W. Hou做了几个稳健性检验。在去除上下0.5%极端收入值后，估计的系数为0.30-0.32，依然无法拒绝过度识别假设。当逐渐移除含有20岁、21岁、22岁直至25岁儿子的样本，也就是逐渐增大儿子的最小年龄以减小生命周期偏误后，随着最小年龄的增大，IV估计逐渐从0.32增加到0.45，但是依然无法拒绝过度识别假设。当加入女儿进入样本后，IV估计系数在0.35-0.43，依然无法拒绝过度识别假设。

Jack W. Hou的研究表明中国的IIE下限是0.339，上限超过0.6，并且主要的影响机制是父亲的收入。

最后，经济学院教师马诗卉与Jack W. Hou探讨了两个机制的计量识别问题，经济学院研究生邹建文向Jack W. Hou询问了论文中计量模型的出处，经济学院博士生谭静、何宇等与Jack W. Hou在会后进行了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