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语境下文艺学学科的建设面临诸多困惑与焦虑，其中最突出的是学科身份的认同危机。应对这种危机的有效策略是，在当代人文思想普遍匮乏，文学、艺术的身份特征日渐模糊的情境下，文艺学仍需对其存在的依据与价值根基等关乎学科身份规定的本源性问题进行深入反思，以认识和确定该学科身份基本的规定与内涵。此外，文艺学学科的发展也依赖成熟而稳定的知识形态。文艺学的研究还应通过对知识形态的思考与理解，自觉建立既立足于中国文化与文学的问题域，又具有现代人文思想与审美性背景的、完整的文艺学学科的知识形态。

　　一

　　客观而论，全球化语境下当代中国文艺学已面临诸多的困惑与焦虑，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由全球化挑战所带来的文化身份的认同危机。正如美国后殖民主义批评的代表人物佳亚特里·斯皮瓦克所描述的，文化身份的模糊是全球化时代的产物，而且实际上，“所有的身份认同都不可还原地呈现混杂状态，这是作为陈述的表演性再现所不可避免地建构而成的” ① 。这种文化身份的认同性危机也毫无例外地影响到文艺学，它在实际上已形成了文艺学的业内人士对该学科的存在依据及合法性的理性反思，对文艺学现有的知识生产能力及思想阐释水平的怀疑，以及对多元文化背景下文艺学学科是否能继续生存的深层担忧。当代中国的文艺学何以有如此强烈的生存性焦虑与身份认同危机，其根源是多重性的。

　　从全球化背景看，由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文化上的同质化及趋同现象，这就使得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取向与价值观念不断输入、渗透到其他国家，从而造成新的文化垄断和霸权，以致掩盖或模糊了民族文化原有的身份特征。“全球化经济活动中，物质商品与文化产品往往是共生的，……经济的全球化时时要驱动文化思维、审美趣味的一体化，甚至文艺产品的克隆化。面对异土情调、异样风格的西方消费文化的大举挺进，第三世界往往显得惊慌失措，精神阵地溃不成军，其文化核心阶层大抵最后借助民族主义的政治权威或宗教信仰的道德律令作生硬的限制与抵抗” ② 。诸多现象的大面积滋生，亦随着全球化的驱动力，在民族文化与价值观层面凸显出一种普遍的身份认同焦虑与危机;加之全球化浪潮向社会生活、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全面推进，对文学、艺术形态能否继续生存的焦虑与担忧也日渐增多。从文学创作的愈益萧条，文学市场的日渐萎缩，“纯文学”在整个流行文化面前所受到的空前冷落，到文学终结论、艺术消亡论及审美生活化等观念的愈演愈烈，文学形态无可奈何地失去昔日在艺术大家族中的主导地位，也不再处于文化的中心地带。正像米勒援引德里达《明信片》中主人公所表述的那样，“……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 ③ 。此论断虽然有些耸人听闻，但无疑体现了在精神生产领域内整个时代所感受和遭遇到的一种衰败的命运。这种衰败的命运也降临于文学的研究，它不仅表现在使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理论之范围变得越来越宽泛，在某种程度上已为含义更广的批评理论所取代;也不仅表现于20世纪后期文化批评的崛起，又对文学批评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使文学批评的传统模式不断受到消解与冲击，尤为突出的是，新时期以来西方形形色色的文论思潮与流派的大量传播与输入，造成中国本土文艺学理论的萎缩与失语，从20世纪80年代理论移植的乐此不疲，到90年代的应接不暇的理论追逐，已耗尽了人们对文艺学进行本源性思考的内在热情，亦导致该学科不断处于一种无根的飘浮和转换之中。

　　由此观之，从广义的民族文化与价值层面所表现的普泛的身份认同危机，到精神生产领域内文学、艺术所呈现的时代性焦虑，再到文学研究和文艺理论的困惑与茫然，诸多现象无一例外地表明，文艺学学科所面临的危机和焦虑是多重性的，其本质是对学科身份认同的危机与焦虑，是对该学科的价值根基、存在依据及其生产能力的深层焦虑与质疑。

　　在全球化时代，面对异质文化与价值的广泛传播与渗透，出现民族性的文化身份的认同危机和焦虑是十分正常的。重要的是不能以情绪性的对抗或盲目顺应来面对，而应进行理性的选择与借鉴。我们之所以突出强调全球化语境下文艺学学科身份认同的重要，从学理层面看，其实质是力图解决关于文艺学是什么，文艺学能够做什么和文艺学能否继续存在等这些关乎该学科身份认同的基本问题。在新的文化语境下，文艺学学科的许多问题值得重新思考。

　　其一，从历时性层面看，中国现代文艺学学科体系性的生成不是本土化的，而是移植性的，这实际上在存在根基方面已潜伏了一种隐性的“他者”观念及认同性的危机，加之长期受到狭义的政治意识形态文化的塑造与同化，所以，我们的文艺学学科存在着基础性的缺陷。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异质理论的吸收中，我们似乎找到了一些关于文艺学的根基与本体性的东西，自律性问题，审美意识形态性质问题等，也似乎找到了一点关于中国式学科身份认同的感觉。但这种局面很快被新一轮的西方文学批评模式的持续性引进所淹没，而这次是一种从知识背景、知识谱系、学术观念、表述方式到语言规则的大移植。我们全方位地从西方文论的知识系统中寻找智力资源的结果，固然大大拓展了文艺学的学科视野，使该学科传统的知识体系得到现代性改造，但也同时加重了文艺学对其身份认同的深层危机与焦虑，“失语症”的出现就是佐证。其二，从质的状态考察，中国文艺学的发展越来越多地体现出“知识论”的特征和痕迹。无论是对西方文论的移植，还是把其转化为一种可使用与可操作的方法，我们大多是从知识论的角度提出问题与设置论域，而缺乏人文性的思考、阐释与审美性的价值判断和分析。其结果是，一方面造成中国传统文论中“人生论”、“境界论”根基的断裂。另一方面，这种知识形态的大移植，也造成文艺学在实践上与本土生活世界的疏离，与现实的文学经验、文学现状的脱节，以及阐释与评估文学现象能力的大幅度降低。所以，我们的基本判断是，当代中国的文艺学所以有如此强烈的身份认同危机，源于该学科的价值根基和学理依据还未能完全地建立起来，它依然处在一个不断寻找的过程之中，面对全球化时代的挑战，这一问题有进一步被悬搁与遮蔽的趋势。所以，如何从哲学的价值向度上，对文艺学学科的身份认同做出富有本质性的探索与说明，已显得十分迫切而必要。

　　二

　　文艺学学科的身份内涵及价值规定性到底是什么，这个在传统教科书中似乎早已清楚的问题，在全球化时化仍有继续追问的必要。长久以来，我们一直把文艺学作为一门以文学为对象，以揭示文学基本规律，介绍相关知识为目的的学科，并强调文艺学是一种由若干相互联系但又具有不同科学形态的分支构成的知识体系。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或广义文艺学)原本是以“人生论”哲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它更强调文学在塑造文化人格与建构价值理想方面的积极作用。但进入20世纪后，由于种种原因，传统理论中关于“人生论”、“境界论”的资源并未被继承下来，我们转而从以“知识论”为哲学基础的西方文论中实行文艺学知识的大移植，而这种大移植至20世纪末愈演愈烈。当代中国的文艺学几乎完全处在欧美文艺批评知识谱系的笼罩之下，几乎对欧美的各种文学批评理论进行逐一地操练与演绎，也几乎到了言必称索绪尔、韦勒克、艾伯拉姆斯、阿多诺、巴赫金、福柯、德里达以及杰姆逊等等的地步。这种知识性大移植造成的结果是，不同程度地导致文艺学学科在价值取向、学理基础等方面的无根状态。

　　按照我们的理解，文艺学不仅是一门以揭示文学基本规律，介绍相关知识为目的的学科，更是一门以文艺现象为对象，进行审美价值判断与艺术观念及人文思想生产为任务的学科。后一种界定似乎更为重要。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指出:“我们一般所探究的不仅是科学及其经验方式的问题——我们所探究的是人的世界经验和生活实践的问题” ④ 。文艺学的研究同样如此。因为文学艺术的创造从本源上是面向人的现实生存状况，面向人的感性生活世界，这就决定了文艺学学科在其阐释与生产的价值向度方面，应特别体现人文性与审美性观念的指导，并视其为该学科本体构成中最核心的要素。

　　人文性是文艺与审美活动具有的特殊属性。它是由人文学家所阐释的，用以描述价值系统整合性的一种思想的模式或范型。人文性凝聚着特定的文化价值意向，代表一种理想的文化精神。同文化的存在一样，文学、艺术活动不断地生成并存在于人文性的根基之中，超越这种根基来理解文艺和审美是不可能的。从这一规定看，在文学艺术的本体构成中，决定其生命质量与发展的关键要素，并不在于对生活表象世界的描摹与表现，也不在于其形式要素的不断翻新，而在于文学艺术活动所承载、所蕴含的人文价值观念与意义向度。因为这些要素既是本民族特定生存境界、人格理想与美学精神的结晶，又为世界各民族所共同追求与崇尚。文艺与审美的发展告诉我们，表达崇高的生存理想和对真、 善、美的追求，表达对人类生存苦难的同情和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深切关注与思索人类共同的生存困境与精神危机，表达人类面临的共同的文化主题和对未来生存远景的憧憬与期盼，已不仅成为中外文学艺术普遍关注的人文性主题，也成为文论与美学历史上那些经典文本在思想创造与知识生产方面所依持的重要的价值根基与尺度。文艺学作为对文学艺术世界中所表现的人文现象进行阐释的学科，其学科的发展与创造性的实现，更需要以人类普遍的价值及人文意识为尺度，站在较高的人文理想层面，深刻揭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主题，并使其人文阐释的价值意向，更为紧密地与人类的发展状况、人的生存本体之间达到内在地契合与统一。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面对因“物”的挤压所造成的文化的大面积扭曲与变质，人的精神家园渐趋萎缩，以本能与欲望的满足为特征的消费文化的流行，以及文学艺术生产中的市场化与商品化取向，文艺学学科理应坚守其人文学科的品性，积极发挥批判与建构的双重作用，以从本质上维护和保持文艺及审美实践的纯洁性及诗性品质。

　　审美性也是文学艺术特有的一种属性。这种属性一方面通过作家的生产，把生活的原始形态同化和浓缩在符号形式中。另一方面，审美性也标志着特定的审美判断与审美价值的实现，它超越于人类的经验和社会生活的具体形态，与人类精神中所具有的爱恋、激情、灵性、想象、悲哀、苦恼与希望等生存性态度相关联。审美性既是文艺的生存性根基，也是文艺学学科应有的身份特质，文艺学作为人文阐释性的学科，也不能脱离该属性和特征对它的内在要求和规定。因而在文艺学学科的身份特质中，也包含了审美价值观念的生产，包含了对文艺现象的审美价值判断与选择。人类审美史的发展证明，审美意识及其价值实践，是对人类整体文化及精神结构发展的有效性补充，它符合人类生活与人的存在的某种本质的必然性，人类从事审美活动的根本动机，也是为了不同程度地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是人类力图超越自然生命、追求精神发展而产生的有效性手段。它对人类最直接的意义表现为能自觉促使个体的不断完善，并使其精神与心理不断地从日常功利性、工具性行为的限定及束缚中解脱出来，升华到一种独立的、更高的人生境界，促进人的内在发展与提升。所以，文艺学学科所依据的审美价值判断，不仅包含着深刻的人文内容，透露出善与爱的信息，教人不懈地向诗意的生存状态努力，从美的角度建设自己的生活，努力完善存在的意义。而且，它还特别强调以审美价值为尺度，积极建构完整的艺术观念与意识，从根本上解决文学艺术生产的审美价值取向。尤其是面对全球化时代审美的泛化，及文艺生产所滋生的平庸的、消极的、病态的、浮泛的、功利实用与孤芳自赏的等种种现象，坚持文艺学学科的审美特性，突出该学科在审美价值判断与审美知识生产方面的积极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

　　总而言之，在全球化背景下，文艺学学科在其理论的阐释与知识的生产方面，应更多地思考如何有效地发挥和展示其独特的人文价值意向，如何在复杂多变的文化背景下达到思想阐释与审美判断的高度，如何反映或体现人类文化精神的真实状况，如何发现或揭示文艺活动与人类审美实践的内在规律，进而揭示文艺现象所承载的审美含量与意义深度，并以其独特的思想生产与价值阐释的效果，促进文学艺术的健康发展。而这种文化效果的实现，同样依赖于文艺学学科知识形态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