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今后数十年看来尤为突出的六大问题：

　　1.经常项目失衡

　　对于迅速增长的经常项目失衡，我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不支持，特别是在失衡现象初露端倪，似乎难以维持的情况下。我们对此如此担忧有何不妥吗?伴随着经常项目迅速发生逆转的往往是汇率急剧、并很可能是破坏性的调整，或更严重一些，是增长模式的急剧破坏性调整。可是，与此同时，如果我们未雨绸缪，那么很显然真正的挑战不是减少经常项目失衡，而是寻找办法，维持更大的失衡，尽管方向适当。

　　工业化国家的孤立主义者应当停下来，看看自己日益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随着本世纪晚些时候赡养和受赡养比率急剧增长，谁来为退休人员提供商品和服务呢?解决办法有很多，特别是允许增加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年龄要年轻得多。不管怎样，一个可取的办法只能是工业化国家通过维持对发展中国家的巨额经常项目盈余进行海外储蓄。这些累积起来的盈余尽管眼下促进了较穷国家所急需的投资，但日后随着婴儿潮一代停止工作则可能有所下降。

　　正如我们在2001年5月出版的《世界经济展望》中讨论的那样，因此而形成的经常项目收支状况可能发现：到2030年工业化国家累积的海外财富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50%。随后，这个进程将发生逆转，工业化国家将因为经常项目赤字持续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至4%，而出现财富减少。此刻，这一体系无法轻易承受如此巨大的债务积累。我们必须对它加以改进。扩大贸易有助于支持资本市场进一步融合。改进国际货款合同的管理手续也同样重要。

　　2.官方债务

　　遗憾的是，尽管全球化进程增加了重新分配全球储蓄的好处，可是它也限制了政府增加用于管理特别庞大的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的收入的能力。由于生产要素流动日甚，对它征税也日益困难。

　　公司可能更加乐于将生产转移到税率较低的国家。随着全球投资选择范围扩大，对财富持有者进行征税也变得更加困难。甚至不能指望劳动力留在国内。实际上，未能弥补效益(比如采取超过平均生产增长率的办法保证税后收入具有竞争力)的国家可能发现：随着21世纪的深入发展，自己越来越难以找到贷款。否则，如果一个政府任凭债务无限增长，那么就会出现资本和劳动力外流，限制了回报留下的投资者和劳动力的能力。更严重的是，政府的借贷能力将降低，即使是在国内，如果债务不与主要货币挂钩的话。债务与主要货币挂钩也降低了可维持债务的水平，因为债务加大了受汇率调整的影响。

　　所幸除了提高生产率之外，政府仍有很多办法增加其日后偿还债务的承诺的可信性。改善国家税收制度就是其中之一。尽管如此，在我们找到更好的答案以前，一些政府也许已经在循循善诱之下变得更加谨慎，至少在经济繁荣时期保持经常项目盈余，这样在急需的情况下还能留下一些借贷能力。当然这应当是阿根廷事件留下的教训之一。阿根廷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的繁荣时期仍保留了赤字。

　　3.汇率

　　也许经济史学家将来回顾今天大杂烩式的全球汇率安排时会把它看作是一个巴别塔。但是，还有什么体系呢?由于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的预期寿命短得像好莱坞的姻缘。而且，整体上看，试图通过资本管制实行呆板的固定汇率的国家的历史经验并不令人满意。除非货币和财政政策与固定汇率的要求完全一致，否则一个平行市场很快就会在实际上的浮动汇率的前提下繁荣起来。通常，平行市场不断壮大，资本管制失去作用，官方汇率本身不得不取消。

　　在战后历史上，大量所谓的固定汇率制度实际上都成了通过双重和平行市场进行“后门”秘密流通。而很多国家名义上实好浮动汇率，但由于种种原因，通常是因为某种形式的债务美元化，而对汇率进行干预，从而将汇率保持在相对狭小的范围内。

　　切实实行浮动制的汇率(如美元与日元、欧元与美元)的变化又令人非常难以解释，更不用说加以预测了。决策者必须认识到这一事实。

　　自1945年以来，世界货币种类大约翻了一番，几乎与国家数量相等。我认为本世纪晚些时候，货币将出现合并，最终可能只有两种或三种核心货币，同时会有一些零星的边缘地区实行浮动汇率。实现这个目标，在汇率变化较小的情况下管理宏观经济，这是下一个全球化时代面临的重要政治和经济挑战之一。

　　4.资本管制

　　必须承认，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日常监管中有时可能过于宽容而有所忽视，因为亚洲国家在尚未制定内部管理结构的情况下过早地开放了短期资本流动市场。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有了细微差别。不过，我们应当理解，这是一个非常难以实现的平衡，原因很多。

　　首先，随着各国经济形成日益复杂的金融部门，资本管制也就得愈发难以执行。其次，在存在严重管理问题的国家，资本管制可能成为腐败问题挥之不去的源泉。第三，在某种程度上，资本项目和贸易自由化是并肩发展的。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多开或少开发票可能都会被用来逃避资本管制。如果资本管制太重，遵守复杂的规章就限制了贸易。发展中国家向外国直接投资开放特别重要。外国直接投资是资本流动形式中变化最小的一种形式，而且近年来也是数量最大的形式，2001年达1700亿美元。这就是说，有限而暂时的资本管制，特别是处于金融发展过度时期的经济体，其作用需进一步研究。

　　5.非洲

　　宏观经济稳定，包括某种程度的价格稳定，无疑是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请考虑一下非洲的宏观经济决策者面临的严重问题吧。内部冲突和干旱暂且不谈。许多非洲国家严重依赖少数初级产品出口(如棉花、咖啡、可可、大豆、金属和石油)。而所有这些产品都深受世界市场的价格波动的影响。此外，国际援助的可预测性非常差，因此可以发现在任何情况下宏观经济稳定都将难以实现。

　　在制度发展不完善的国家，就更困难了。决策者难免受到诱惑，采取大量价格和汇率控制的办法，企图保护经济不受变化波动的影响。不幸的是，完全封锁价格信号妨碍了通常长期存在的冲击调整，更不用说控制政策通常滋生的低效和腐败了。非洲的很多地区在降低通货膨胀、开放市场和恢复增长方面已取得长足进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予了帮助。尽管如此，未来的挑战仍然令人可怕，需要进一步重新思考标准宏观经济管理办法。

　　6.败德风险与国际货币基金的贷款

　　人们普遍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风险贷款是赤裸裸的紧急救济，帐单主要由工业化国家的普通纳税人支付。这种观点的影响之大，怎么说都不为过。关于限制这类紧急救济及其长期负面影响的必要性几乎是所有已经提出的改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方式的每一项重要计划的核心内容。紧急救济观点提出的挑战并不仅仅是缺乏透明度，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实际上是即时转帐，应当这样称谓。并非如此。它所包含的更加深刻、更加令人不安的含义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败德风险”理论。简单地讲，如果放款者相信他们最终可以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大补贴的贷款得到补偿，他们就会以不能反映真正潜在风险的利率向新兴市场的举债者提供大量贷款。结果呢?危机的程度和频率就会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存在的情况下更大、更频繁。人们认为，鉴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来源较广，它本意要减轻的危机反而会加重。

　　不错，这是一个上好的理论。但是，它的前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是补贴性的紧急救济”，这种说法正确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几乎一成不变地是要偿还利息的。为了保证富裕国家的纳税人支付帐单的主要部分，就得相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必须不断重新贷出它的本金和利息，这样才能保护帐目。这个庞大的计划总有一天要彻底修改。不过，研究人员已经对这一主张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认为，有些情况下存在非常有限的“紧急救济败德风险”，但似乎并不经常或大规模发生。

　　诚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划有时既救了放款者，也救了借款者，尽管并不总是如此。但是，如果涉及少量的补贴，也许这种“紧急救济”应当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方式来加以解释：提高国际金融体系的工作效率。

　　当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必须确保计划继续得到良好设计，以合理的基本要素为基础。捐款国和借款国的政治始终会起作用，但不能任它随意凌驾于清醒的判断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