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此类由于和导师关系矛盾激化而产生的悲剧时常见诸媒体。这起事件，再次让高校研究生的“师生关系”，更准确说是“导学关系”(导师-学生关系)成为热议的话题。

　　在职研究生考试网

　　“年关难过”，年根底下也是各种矛盾问题容易激化的时期。近日，某国内重点高校的博士生在河中溺亡，据警方初步确认为自杀。而其女友在媒体前表示，该博士生的自杀行为和导师施压压力过大有关。

　　对于研究生群体，“导学关系”紧张往往伴随着一些恶性事件，以极具争议的“形象”呈现在公众面前，一再冲击着“师者，传道授业解惑”的传统认识。但是，每当面对媒体呈现的导学关系画面，和导师、学生不同群体视角的吐槽时，我们时常在思考，现在高校的“导学关系”到底怎么样?问题究竟出现在哪?

　　导学关系无疑加重了博士压力(资料图)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研究生

　　在很多导学关系问题中，导师批评学生的角度往往是学生的科研专注不够，缺乏坐冷板凳的韧劲。在某个知名学术类公众号的一篇高浏览量推送文章中，数位导师列举了对于当下导学关系问题的这一看法，集中的焦点便是学生缺乏学术研究的精神、工作态度不端正、过于急功近利等等。而这也正是近年来研究生扩招、就业形势严峻、各专业收入差距加大等社会大趋势映射到研究生群体的“集体症候群”。

　　究其原因，首先不得不说，“博士”作为学术头衔已经被高度异化了。在中国社会“博士学位”除了“在某一领域学术能力的认可”这一天然属性之外，已经被赋予了太多社会属性。一顶博士帽，除了它所代表的专业学术能力以外，“收入的增加、就业平台的提高、行政职级的提升、被人才引进的机会”都会成为部分学生选择读博的动机。随着研究生规模的不断扩大，不可否认，有部分读博动机并非是为了学术研究本身。

　　相比于笔者曾经调研过的美国几所知名高校，学生读博的学术导向明显比国内的高一些。而在美国，一般只有选择以学术为职业或者是对于某一领域极其有所追求才会读博士。而由于社会多元和Gap year等弹性学制，学生可以有充分的机遇考虑自己的职业规划，并选择深造与否。哈佛大学生物学教授、诺贝尔奖得主绍斯塔克在采访时就表示，“生物学研究不是高收入的工作，如果是为了收入，那么在我的实验室做研究方向就是错的。”

　　我国已经开始在专业硕士教育之后，开始在硕士教育中区分“学术型”“应用型”，但是博士教育仍然是“学术导向”，几乎所有大学博士教育的培养目标都是具有学术能力、能够独立从事学术研究的“未来学者”。然而，就目前中国的博士招生规模来看，相比于“对口”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人才需求，博士是高度“产能过剩”的，向产业界分流是必然结果。

　　但是，数年下来，学生在报考时，很少有根据自身职业规划选择类型，而部分学校在进行录取时，只是简单地按照考试成绩进行分类。大部分导师对于专业型和学术型研究生的培养模式区别并不清楚，很多高校对于导师也缺乏分类培养意识的培养和引导，在教育过程中往往都是“一视同仁”。

　　其实，学术志趣很难甄别，因为在选拔的时候，任何考生都会为了博得考官好感而更倾向于把自己表现成录取期待的未来学者。而且，越是社会阅历丰富，越能“你们要什么就给你什么，哪怕他没有”。而大多数的硕士生、博士生招生选拔，以一张考卷为基础，以面试做辅助，这些保证了知识水平公平竞争的同时，却在“深造动机”的遴选上基本失效了。

　　社会的畸形需求、博士就业的岗位稀缺和改行需求都造成读研动机不纯。一个并非为了学术而读博的研究生必然与“以学术为业”的导师在价值认识层面存在很大的差距，为将来的导学关系埋下隐患。对于这种以“镀金”为主要目的的博士生，现在的研究生招生机制是否能够将其拒之门外?

　　功利心，虽然无可厚非，但已经是未来导学关系的定时炸弹了。

　　升学惯性后的“原力觉醒”

　　当然，对于学生而言，并非只要怀着一颗纯纯的学术之心，未来的导学关系就会一路风顺。

　　对于研究生而言，还有一关是他们绕不过去的——就业。相比于欧美学生选择读博的动机而言，中国学生往往更加囿于“升学惯性”。研究生升学的过程中，特别是保研的学生，往往是因为自己的学分名列前茅，按照师兄师姐一贯的“升学路径”，并非是对于自己所选择学术领域的热爱，或者是对于职业生涯规划的定位。

　　同时，“社会引导”也起到助推作用，在国人普遍的认知中，“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观念还很严重，往往认为“读研”比“工作”是更好的出路。比如时常见于媒体的“XX大学最牛寝室”，是因为寝室全都考入名校的研究生、出国留学，而很少见到有高校以某寝室就业单位优秀而被作为“最牛寝室”，就更不用说中国家长们更以自己孩子能去名校读博而自豪了。

　　这就容易造成读研、深造是更高人一等的，更促进了学生根据社会的评价、虚荣心，而非自身的职业定位来选择是否读博。很多时候在社会舆论眼中，一个名校的专业排名第一的学生，不读研而是就业，反而被视为是“奇葩”。

　　中国学生自身职业定位的觉醒发生在研究生阶段。很多学生高考时，对于大学专业的选择，多数考生在高考后填报志愿是盲目的，没有长期职业规划的，甚至是家长包办的，或是高中老师推荐的。在研究生选拔时往往很难改行，特别是对于跨校考/保研，跨专业的难度相当大。

　　然而，一旦读博，毕业后就必然走进社会，再没有象牙塔可以回避“就业”的现实。那么所处专业的就业率、行业内就业的入职门槛、薪金水平、工作强度、工作环境、晋升途径等就成为了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对于一些难就业、工作环境艰苦、收入水平较低的行业，是否继续在本行业发展，就成为一个必然考虑的问题。而一旦倾向于“改行”，那么学生和导师之间学术诉求、价值取向的夹角就会越来越大。最终导致学生对于本专业学术研究疲于应付、毫无兴趣，甚至在学术研究之外想要获得更多自由时间和机会。久而久之，师生关系自然不会融洽。

　　雪上加霜的是，在某些导师的价值观中，“改行”又往往不容易被接受。比如，在某校生物专业的导师谈到学生改行做金融时，大都表现失望和不满。而工程学科的导师在学生选择考公务员时也表示这选择浪费了博士的学术水平。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双方都没有错。导师作为某个科研领域的学术中坚力量，他们对于自己科研的专注和执着是科研发展的动力源泉;而研究生的职业定位尚未完成，也有自由选择行业和人生发展的权利。如何平衡学生的就业取向和导师的行业认同之间的距离，这需要双方都付出智慧。

　　朝夕相处后的“累觉不爱”

　　就如同夫妻生活。一见钟情的爱情火花注定不足以维持数十年的婚姻生活。当相恋的彼此真正在价值取向、性格爱好乃至于家庭背景都相互契合之后，才有了长期组建家庭的基础。

　　科研也是如此。科研与实践的落差，使得部分博士生对科研“累觉不爱”。

　　对于相当部分学生而言，在本科阶段并没有从事过太多科研工作，他们对于科研的理解更多的还在于一种直观感受的水平。这样的背景下，考生在面试时说“学术是我的挚爱”，其实，不会比小学生说“我的理想是当科学家”靠谱多少。

　　其实，鞋合不合适，只有穿上才知道。自己是否适合做科研，只有做起了科研才知道。然而，当学生认识到自身不是做科研那块料，但是已经上了研究生的船，他只有两种选择，要么退学做适合自己的事。但更多的人还是选择第二条路，“自己点的菜，咬着牙也得吃完”。然而，心理上的抵触或是懈怠，就会引起学术态度的敷衍，导师的满意程度可想而知。

　　与辛苦的科研生活同时存在的，就是学生要不断应对实验室的一些琐事。

　　取快递、开发票、报销、接待客人，乃至于帮忙带孩子，相信读研的学生都会多少遇到一些在课题组聚餐时吐槽的奇葩事。学生不仅仅完成研究任务，还要“伺候”导师生活的各方面工作，学术成果上还要以导师为主(比如导师署名第一作者等)，这与古代京剧“手把徒弟”的关系很类似。在中国“以师徒关系代替导学关系”是导学关系的一大特征。

　　很有意思的是，往往导学关系融洽程度和导师的声望地位成正比。这也很好理解。有道是“贫贱夫妻百事哀”。在学生和导师双向选择的选拔机制中，优良生源往往也会学术大牛集聚，而刚刚白手起家的青椒的学生往往相对比较弱。

　　另一方面，大牛的资源往往更为丰富，课题组建设往往比较完善，比如有专职的秘书处理日常事务。实验室师承已经数代，人才梯队可以实现“老带新”。而青椒的课题组往往处于起步阶段，没有雄厚的资金聘请专人处理杂务，学生就会难免承担起导师大量的诸如报账、买设备等日常事务。日子过久了，有一些日常摩擦就很难免。而青椒们自己尚且还要靠成果来拿项目、晋职称，在日常管理中也比较push，在“分蛋糕”的过程中，自然也不如大牛做得慷慨大度，容易引起矛盾。

　　导学关系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价值取向、利益诉求在动态变化过程中，导学双方匹配的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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